剛剛過去的中元節，不僅是紀念逝者的時間，其實也是認識生命意義的時間。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？在地圖上，湖南省瀏陽市淳口鎮高田村位于杭長高速與354國道的夾角里。這個戶籍7200多人、常住4623人的村子，用164份遺體器官捐獻志愿書，給出了答案——將生命“延續”下去。曾經，高田村村民也把“落葉歸根、完完整整”刻在骨子里。而如今，“器官捐獻”“生命延續”成了村民茶余飯后的常談。

近年來，國家圍繞鄉村振興戰略，持續推進移風易俗工作，明確提出要破除喪葬陋習、弘揚文明新風，引導村民樹立科學健康的生死觀與價值觀。有人說，高田村的“風”比別的地方更暖些。從“談死色變”到“與死和解”，高田村的生死觀變遷，是鄉村移風易俗最鮮活的詮釋。

從前談死色變，“完完整整”是骨子里的規矩

高田村黨支部書記、村紅十字會會長羅海港還記得，幾十年前，“身后事”在村里是個“禁忌話題”。“那時候村民哪敢聊這些？都覺得‘死’是晦氣事，更別說器官捐獻了，‘把身上零件取走，那不是死無全尸嗎’。”這種觀念根深蒂固，就像村干部周姣英的丈夫，當年聽說妻子想簽器官捐獻志愿書時，頭搖得像撥浪鼓，“好可怕的，人死了還要被開刀。”

周姣英干了20多年村干部，她說，村民們素來看重“落葉歸根”的體面，在火葬才逐步推行的當時，器官捐獻更如同“天方夜譚”。那時的高田村，生死觀裹在“傳統”的殼里——生要熱鬧，死要體面，中間的日子要守著“規矩”過。誰也沒想到，一次無償獻血活動，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，在村民們心中蕩起了漣漪。“當時獻血車來了村里，村里號召我們去獻血，說血是可再生的，我是村干部，得帶頭。”第一次走上獻血車，周姣英一次獻了400毫升，下車時頭發暈，心里卻升起了一股熱乎勁，“想著這血能救人，就激動”。

回到村里，周姣英把這份激動說給村民聽，她只用一句話就戳中高田村人的“軟肋”——“你們知道不？獻血以后，直系三代有需求，能優先用血。”在村民的觀念里，“家里事”是頭等大事。一聽說能給子孫留個“保障”，村民們的積極性也高了。“現在獻血車再來村里，隊伍能排好長。”周姣英笑著說。

顏柳英是村里獻血最多的村民之一。她在村里開了一家裁縫鋪，一輩子沒離開過高田村，性子樸實。客人來訪，她拿出厚厚一摞獻血證，還有她主動簽署的造血干細胞捐獻協議。有人對她的做法不理解，但柳英卻覺得：“能幫到別人，是好事。”

獻血的事像一個運動的原子，觸發了高田村人關于愛的裂變。他們慢慢發現，“付出”不是虧本的事，既能幫別人，又能護著家。更重要的是，村民們開始思考：生命除了“活著”，還能有別的意義嗎？

88個名字，一場靜悄悄的“變革”

2018年12月，村民邢長希在報紙上看到了遺體捐獻的報道，主動聯系瀏陽市紅十字會報名登記，簽了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書，成為了高田村首位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。這事在村里炸了鍋，“人還好好的，怎么就想捐遺體了？”邢長希不辯解，只是在遺囑中寫下了自己的樸實心愿：“希望可以捐獻自己遺體，移風易俗、破舊立新。”

在爭議之中，一場改變悄無聲息地在高田村萌芽。2019年5月21日，高田村舉行了人體器官（遺體）捐獻志愿報名集體登記儀式。那天，村廣場上擠滿了人。羅海港和村委會的所有黨員干部都早早簽署了遺體器官捐獻書，沒想到的是，周姣英也來到了現場，她成功說服了丈夫。“我跟他說‘要是我先走了，我的器官還能在別人身上活著，你想我的時候，就想著我還在幫著別人，多好’。”那天，有88人當場簽約。但羅海港說，這不是最終數字，“很多人沒趕上儀式，后來又陸續來村委會簽，算下來有上百人”。簽約儀式就像一場普通的屋場會。可就是這場“普通”的儀式，成了高田村生死觀變革的里程碑。

“以前是‘一個人走在前頭’，現在是‘一群人跟著上’。”羅海港說，從那以后，村里的“氛圍”變了——沒人再覺得器官捐獻是“忌諱”，反而會主動聊起。村委會的宣傳也沒搞“敲鑼打鼓”的形式，而是潛移默化。例如，他們會在晚上為村民們播放《一個人的球隊》——這個講述長沙16歲少年葉沙捐獻器官救了7個人的故事，總是能讓村民感動落淚。羅海港說，村干部們和大家科普時，會弱化“要從身體里取器官”這樣比較直接的說法，強調“一個人的眼角膜、肝臟，能在別人身上繼續活著，這就是生命的延續”。

在邢長希簽下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書后的第七個年頭，這位“第一個吃螃蟹”的人，又一次震撼了高田村。2025年8月6日，邢長希去世后，成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“大體老師”，為醫學事業作出貢獻。第二天，羅海港參加了邢長希的告別儀式。“當時已經是凌晨了，本來應該直接送去醫學院，但醫學院的師生們堅持要做告別儀式。”羅海港說，那天他忍不住哭了，“看到了大體老師對醫學院的重要性，和他們對生命的尊重，我也共情了”。

從“活著”到“活得有價值”

高田村的村民們慢慢明白，生命并非只有“死亡”這一種結局，他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“活著”。2001年，村民彭玲玲查出尿毒癥，需要換腎。但腎源稀缺，丈夫張德達說：“那時候就想著，要是等不到腎源，咋辦？”沒想到，兩個月后她等到了腎源。如今，60多歲的彭玲玲能下田、能挑水，跟普通人一樣。因為這件事，他們總想著要用行動回報這份“好運”。于是，2019年村里舉行登記儀式時，夫婦倆“早早就去簽了捐獻志愿書”。彭玲玲說：“要是沒有那個好心人捐腎，我都不知道還要等多久。現在我們也想做好心人，幫別人一把。”

2024年，村民張偉因車禍離世。家屬商量后，決定尊重他生前的心愿，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。最終，張偉成功捐獻了眼角膜、肝臟和腎臟。張偉的事，將高田村的捐獻氛圍推向了新高。“以前大家覺得‘這事離自己很遠’，可張偉讓大家知道，意外隨時可能來，要是能提前做好準備，就能給別人留個希望。”羅海港說，那段時間，每天都有村民來簽志愿書。同一年，村里的五保戶張豐收也走了。他生前特意跟村委會交代：“我吃了一輩子低保，國家沒虧待我。走了以后，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，給國家作點貢獻。”這些人的故事，成了高田村活生生的“教材”。“不用我們多說，村民們自己就會傳。”羅海港說，現在村里要是有人去世后捐獻了器官，大家都會說“這人這輩子沒白活”。

截至2025年8月，高田村簽署器官捐獻志愿書的村民累計有164名。這意味著，村里每28名常住者中，就有1人簽下了這份“生命承諾”。“以前談死色變，現在聊器官捐獻跟聊種地一樣平常。”羅海港說，村里的變化還不止如此。以前，留在村里的老弱婦孺，閑時總愛湊在一起打牌；現在，全民健身中心、文化廣場成了熱門地點，跳廣場舞的、打太極的、下棋的，熱鬧得很。“大家覺得，好好活著，是對生命的尊重，要是走了能幫人，就是生命的另一種圓滿。”周嬌英說，她現在雖然滿60歲不能獻血了，但還是會跟村民聊捐獻的事，“能多一個人簽，就多一份希望”。

如今的高田村路面平整寬闊，連路邊的雜草都收拾得干干凈凈。但羅海港說，“村支兩委并沒有做太多工作，都是村民們自己修的。”村民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口中總說著，“不給村里增加壓力”。生死觀的轉變，就如同這條村民們共同修好的那條柏油路，在平實的生活中述說，生命不只是“活著”，更是“延續”；死亡不只是“結束”，更是“另一種開始”。這或許就是鄉村移風易俗最應該長成的模樣：不是千篇一律的改變，而是讓文明的種子從心里長出理解與尊重，成為對生命最溫柔的敬畏。

湘紅